真理在胸笔在手 ——访《陈独秀大传》的作者任建树先生--bet365投注技巧

真理在胸笔在手 ——访《陈独秀大传》的作者任建树先生

作者：佚名文章来源：红旗在线点击数：更新时间：2010-12-10 00:00:00.0

在上海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大厅里，我望着那幅陈独秀照片，不禁想起了这位连任我党五届最高领导的革命先辈，想起了《陈独秀大传》的作者任建树先生。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可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陈独秀研究一直被视为“禁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史学界一些有志之士，尊重事实，冲破阻力，坚持真理，秉笔直书，逐步廓清了陈独秀研究中的迷雾，还了他的真面目。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任建树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我与任先生认识多年，他是我所敬仰和钦佩的一位老专家。二十多年来，他在陈独秀研究园地辛勤耕耘，经历了风风雨雨的岁月，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出版《从秀才到总书记》（《陈独秀传》上卷；下卷《从总书记到反对派》作者为唐宝林）。九十年代末推出五十多万字的《陈独秀大传》。最近几年，陈独秀研究“热”起来了，涌现出一批研究陈独秀的著作，但是《陈独秀大传》仍然是“目前陈独秀研究中水平最高的学术著作之一”。　　日前，我到任先生寓所拜访他。任先生年近八旬，满头白发，但精神矍铄，谈起陈独秀，他显得格外有劲。我还未开口，他就兴致勃勃地对我说，陈独秀不仅是著名的革命家、社会活动家，晚年还结合苏联政治制度着重论述民主与专政问题。他还是一位思想巨匠、文化伟人。他学识渊博，著作涉及文学、史学、哲学以及文字学、音韵学、书法等领域，现在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学”，如红学、金学，还有鲁（迅）学、钱（锺书）学……他倡议建立一门陈学，专门研究陈独秀。　　听了任先生的介绍，我不禁叫好。是的，是建立一门陈学的时候了。　　学术界有一种说法，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陈独秀研究是乍暖还寒，九十年代因为前苏联公布了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一些档案资料，所以，陈独秀研究是柳暗花明，峰回路转。二十一世纪，陈独秀研究应该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　　众所周知，过去在中共党史研究中，陈独秀是不能碰的。直至“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党史界一些有识之士才开始冲破这一个“禁区”。任先生常常说他研究陈独秀是出于“偶然”。他原先是研究李大钊的，1979年春，安徽大学一位同行来沪找他，请他参加陈独秀研究资料编辑工作，说定这套资料是由三所大学、两个研究所共同负责、人民出版社出版。要他承担搜集和编辑1921年7月??1927年8月这时期的陈独秀资料。任先生邀请他研究室的两位同事做这个工作。他说，那时，他对陈独秀的印象是从党史教科书上得来的：陈是《新青年》的创始人、右倾投降主义分子、托派取消主义、无产阶级叛徒，总之，陈独秀是一个反面人物。那时并没有怀疑这些结论。但是他认为陈独秀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编辑他的资料总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况且友人的邀请，盛情难却。　　任先生是一位做事认真的学者，接下任务后，他就和同事们到图书馆、档案馆查阅陈独秀的资料，访问了与陈独秀有交往的人和陈独秀的亲属，除上海外，足迹遍及北京、安徽、广州、武汉、四川等地。可以说在当时能够看到的资料，不论是什么时期的，只要是有关陈独秀的，他们都搜集了，能够找到的人他们都找了，他们所搜集的资料远远超过所分工的范围。任先生在搜集资料的同时，密切地关注陈独秀的行踪和活动。于是，他对陈独秀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他常常同人讲起陈独秀创办的那份《安徽俗话报》，这份刊物创办于1904年，仅存1??22期，陈独秀在这份刊物上发表约五十篇文章，这些文章文笔犀利、豪情激昂，贯穿了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主题。任先生是研究现代史的专家，他读了陈独秀的这些文章，发现在二十世纪初期，倡导革命的大有人在，但像陈独秀这样宽阔的政治视野、丰富的思想内涵的革命志士却是罕见的。他联系到陈独秀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在新文化运动中创办《新青年》，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完全同意胡适说的陈独秀是一位“老革命党”的观点。　　任先生根据大量资料开始撰写文章，他的第一篇关于陈独秀的文章是《陈独秀在辛亥革命前的民主思想》，他投寄给北京一家大报，等待着发表，可是一等就是半年，没有得到回音，他写信去催退稿，后来，编辑来信说：“我们原来要发表的，可是上级不让发表有关陈独秀的文章……”他第一次体会到研究陈独秀的艰难。更让他震动不安的是在1984年初，他突然接到通知，说陈独秀研究资料汇编不出版了，还寄来退稿费198元。不出版，原因何在？没有说，“当时我两眼发直，脑子一片空白。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这部近三十万字的资料汇编是我和我的同事花了四五年的时间苦苦搜集来的，为什么连资料都不能出版呢？那么，陈独秀还能不能研究？”　　这件事在同事和朋友中传开了，有的人忿忿不平，说连死了四五十年的陈独秀这样历史人物的资料也不能出版，这叫什么百家争鸣？也有好心的人劝他改行，继续研究李大钊，研究陈独秀弄不好还是要犯错误。说什么研究李大钊是“显学”，研究陈独秀是“险学”。但更多的人同情他、鼓励他、支持他。　　其实在那“乍暖还寒”的年代，在研究陈独秀领域中还经常听到一些人发号施令的“信息”，但任先生并不感到意外，他坚信历史潮流是不可抗拒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思想解放的路线一定会得到贯彻，即使研究有波折，也是暂时的，学术界中那种乌云压顶，动辄打棍子、扣帽子、无限上纲的时代终究会过去。　 ;　事实正是如此。1982年，任先生写的《陈独秀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发表在同年的上海《党史资料》丛刊上，以往的说法是陈独秀反对这次起义，此文首次提出陈独秀是这次起义的最高决策者和领导者的观点，文章的资料来自上海档案馆，得到同行们的关注和好评。1984年，他所在的上海社会科学院举行科研评奖，此文被历史所评委会推荐上报院部，不久有人告诉他此文不能参加评奖，要他另选一篇李大钊的论文。任先生是一位倔强的学者，评上评不上无所谓，为什么剥夺此文参加评奖的权利？他要讨一个说法。后来在社科院、历史所评委的支持下，此文终于得到院部“科研成果奖”。事后，据了解，当时有一个文件，文件说：要“严肃注意防止发生不妥当地宣传陈独秀问题”。其实，这个文件和任先生的这篇论文完全不搭界。　　我在与任先生交谈的时候，他经常说在党史研究领域中，我们党内有一些同志思想很开明，如萧克将军，他在建党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有一个讲话，他说：“陈独秀问题，过去是禁区，现在是半禁区，说是半禁区是不少人在若干方面接触了，但不全面，也不深入，大概还有顾虑??不认真研究陈独秀，将来写党史会有片面性。”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和创党有功的人物，即便他后期犯了右倾投降主义及开除出党后搞托陈取消派，也应该全面研究。”萧克将军的这一讲话对党史工作者影响很大。任先生说，作为一名党史研究工作者就要敢于冲破“禁区”，虽然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如果大家在“禁区”面前望而却步，那么今天的半禁区，明天说不定会变得更大。过去，由于前苏联、共产国际和国民党反动派以及我党内部诸方面的政治合力的共同作用，陈独秀的形象被人为地歪曲了、丑化了，他的历史功绩被贬低、抹煞了，他的过错被夸大了、无限上纲。今天，我们要怀着对历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重新研究陈独秀，实事求是地评价他在历史上的地位。　　 1989年，任先生的《从秀才到总书记》（《陈独秀传》上册）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大家反应很好，劝他继续写下去，不要半途而废，有的朋友还以半嗔半谑的口气说：“你不该回避陈独秀研究中的敏感问题。”　　《从秀才到总书记》写的是陈独秀的前半生。对于这一时期的陈独秀，学术界基本上是定论的。陈独秀的后半生，如：如何看待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陈独秀是怎样被开除党籍的？如何成为托陈取消主义的？在当时还是个有争议的、较敏感的问题。任先生说，所谓敏感问题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有的人不尊重事实，思想僵化，囿于成见，“凡是”余毒没有肃清。好在形势是向前发展的，人的思想在与时俱进，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前苏联公开出版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公布了中国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档案，为研究陈独秀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任先生并没有回避陈独秀研究中的所谓敏感问题，在离休以后又花了近十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陈独秀大传》。　　任先生的寓所在市中心一幢花园洋房，也许是年代久远的缘故，显得有些破旧，他住在三楼，大间用书架“一分为二”，里边是卧室，外边是书房，屋顶和墙壁斑斑驳驳。不过，从房间里望出去，外面是一块草地，虽是杂草丛生，却也绿意盎然，十分幽静，是一个读书、写作的好地方。书架上的书大多是近现代史的，我取下《陈独秀大传》，请他介绍几个所谓敏感的问题。他说：“好吧，你出题目，我来解答，但这是我的一家之言。”　　请您先谈谈建党时期陈独秀的贡献吧。　　建立中国共产党，“南陈北李”功劳最大，这是毛泽东说的，也是历史事实。可是过去我们谈建党，只提到李大钊，不说陈独秀。即使说到陈独秀，也只是轻描淡写一笔。实际上，建党初期，陈独秀做了大量工作。如果从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来说，李接受马克思主义、实现向马克思主义过渡比陈要早，但陈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所起的作用和影响比李要大。他们两人都是我国早期的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一本权威的党史著作，说陈“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一种偏见，马克思主义者还有什么好、坏之分？至于说到犯错误，哪有马克思主义者没犯过这样那样错误的？就是那些“伟大”的也不例外。何况那时是我们党的幼年时期，我们为什么要如此苛求他们呢？　　陈独秀的右倾投降机会主义是怎么一回事？他为什么被开除出党？　　这个问题现在也比较清楚了，上面提到的共产国际与联共（布）档案的解密，还了陈独秀所谓右倾投降机会主义的清白。所谓陈独秀右倾投降机会主义是指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大革命中对国民党政府的投降妥协路线。其实，根据史料和档案的记载，二十年代中国大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乃至一些具体的策略，都是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制定的，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指手画脚，说三道四。有些重大的事件，他们也不与中共协商，而由苏联顾问直接处理，陈独秀对于国际的指令有的执行了，有的曾抵制过，但结果还是不得不执行。所以，他们就想整陈独秀。大革命失败了，他们文过饰非，反而使陈独秀成了他们的替罪羊，而且把他开除出党。平心而论，二十年代中国的大革命的失败，我们党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它的根子在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他们要负主要责任。陈独秀自然也有他的错误，他主要是属于执行的错误。虽然，党的领导是集体的领导，但是，陈独秀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也应该负责任。　　陈独秀为何参加托派？什么叫托陈取消主义？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联共（布）内部以托洛茨基为首一些人组织一个反对派，人称之为托派。托派关于中国问题的主张与言论与共产国际以及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针锋相对。如二十年代国共两党党内合作政策、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是高潮还是低潮、国民党南京政权的属性、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的性质以及总路线等等。陈独秀毫无讳言地承认托氏的这些主张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不过，此时他还不知道托氏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他听到的只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声音。1928年底，中国的托派分子在上海建立小团体，创办刊物，宣传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读到这些文章，发现托氏的观点和他不谋而合，他在彷徨、困惑中找到了知音。1931年5月，他担任了中国托派的书记。不久，他发现中国托派的许多观点同他不一致，他经常同他们争论。1932年10月，他第四次被逮捕，坐了五年牢，他在牢中反思中国托派的观点，认为它们是“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的小集团”、“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毅然与中国托派脱离组织关系。　　陈独秀被称为“取消主义”，是有些人误解或曲解陈独秀的讲话，说他发表的言论取消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其实，陈独秀并没有说过这样的话。现在党史学界论述这个问题的文章已不少，基本上否定了陈为“取消主义”的说法。比如，1929年，他在给中共中央的一封信中曾说明过，资产阶级不会解放农民完成民主革命。尤其可以证明的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陈独秀立即发表一系列抗日反蒋救国言论，并提出八项纲领，这八项纲领都属于民主革命应当完成的任务。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当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这时陈独秀已经被开除出党，但还主动倡议与中共联合进行反蒋抗日斗争。在狱中，他拒绝国民党政府高官和金钱的诱惑，并在国民党的法庭上公开抨击国民党不抗日、围剿江西红军的行径。1937年七七事变后，陈独秀力主全面抗战的言论，遍布各报刊，为世人所瞩目。总之，从二十年代末起，陈独秀关于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主张，同中共中央的路线确实有重大分歧，他既有独特之见，也有错误的主张，但他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是无可置疑的，把陈独秀定性为“取消主义”不符合他的思想实际，也有悖于他的革命实践。　　好了，我提了几个所谓敏感的问题，任先生一一作了解答，不过，他再三声明，这是他个人的意见。“学术观点不同可以争论，但是必须有事实根据。只要有事实根据，许多所谓敏感的问题也就不敏感了。”听了任先生的这一番话，我想，建立“陈学”，专门研究陈独秀，现在该是时候了。　　《文汇读书周报》2003年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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